南通话难懂！都怪朱元璋和曹操？|东疆风采 - 启吾东疆论坛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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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国时期的南通街景，俨然一个繁华的“小上海” 资料图片

海门的张謇纪念馆资料图片

被称为“状元实业家”的张謇资料图片

清光绪年间创建的南通博物苑

“十里不同音”的南通话，其形成和南通的建城史有着密切关系

　　网上有个《全国十大最难懂方言》的帖子，南通话被排在首位。尽管有人认为这样的排名依据不足，但南通话难懂却是事实。走进南通这片江海大地，你其实已经在一片方言的丛林里穿行。用“十里不同音”来形容南通的方言分布，可以说一点也不过分。这种奇特的方言布局从何而来？它对南通产生了怎样的影响？

　　精明南通人，敢为天下先

　　频繁的北来南往，不仅让南通“十里不同音”，而且造就了南通人包容、新潮的思想观念。过去以煮盐和垦荒为主的艰苦生活方式，又在南通人的性格中，融入了不怕苦、能吃苦的元素。于是，100多年前，敢为天下先的南通顺理成章地在状元实业家张謇的带领下成为“中国近代第一城”。当时的南通，不仅完成了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工业化，而且形成了一套从普通教育到职业教育，相互衔接配套的教育体系。南通的市政建设和工业设施，也曾经走在时代最前沿：博物馆、图书馆、公共体育场、气象台……南通人一直津津乐道。

　　当兄弟城市都还沉浸于传统农业社会时，南通就已经与众不同地在奔向工业化和商业化了。两相比较，“精明”“斤斤计较”“小气”的标签不由分说贴在了南通人身上。南通人不恼，笑眯眯照单全收。你说你的，我做我的，趁别人说话的工夫忙着做事，这何止是精明，更是聪明。

　　A

　　南通话“进化史”

　　听起来像日语，南方人不懂，北方人也不懂

　　南通话：以江淮方言为基础，同时受吴语很大影响

　　初到南通的外地人，通常都会有这样的感觉，南通话听起来婉转悠扬，听完了却是一头雾水。他们忍不住要瞪大疑问的眼睛：南通人怎么说的都是日语？也难怪，“裤子也瓦，裤多西瓦，哈子也瓦，哈多西瓦”，这样的南通话听起来不是日语是什么？可这样的“日语”日本人也听不懂，因为这句话说的是“裤子要坏，裤带先坏，鞋子要坏，鞋带先坏”。

　　当然，听不懂没关系，最要不得的是不能自以为听懂了，实际上却听错了。你到小饭馆去买菜，本想节约点只买一份汤，但卖菜的师傅微笑着问你：阿要麻油？你点点头，觉得菜汤里加点麻油还是不错的，可你的头还没点完，一大勺猪肉已经扣在你的菜盆里。得，掏钱吧，人家问你要不要买肉，你点头干什么呢。

　　其实，听起来像日语的南通话，在南通仅分布在南通市的崇川区、港闸区和通州区的一小部分地方，会讲这种方言的南通人，还不到全市人口的七分之一。但这种南通话，却是南通最具代表性的方言，因为它是在结合江淮方言和吴方言基础上土生土长的当地语言。这种南北交融的“杂烩”式语言，南方人听起来是北方话，北方人听起来又是南方话，南通话难懂，也就不足为怪了。

　　■探源

　　泰州话+扬州话+常州话+……

　　由于狼山等五山对江水的阻拦，大约在公元5世纪中后期起，长江口黄海上开始出现一片较大的沙洲，人们称之为胡逗洲(壶豆洲)，这就是今天南通市城区的前身。隋朝时，胡逗洲属海陵(今泰州市)。唐初，胡逗洲属扬州广陵郡；唐玄宗开元十年(722年)在这里设置盐官，属扬州广陵郡，隶淮南道。不久，由于军时的需要，狼山成为浙江西道常州节度使管辖下的一个军事据点，胡逗洲又成为浙江西道常州的辖地。

　　有文献记载，早在南朝梁承圣元年(552年)，胡逗洲上即有流人以煮盐为业。流人，就是流放的人犯。初期的流人多来自扬州属地，后属常州管辖，流人则大多来自江南常州。这样的行政区划和人口流入，决定了当时胡逗洲上江淮方言与江南吴语并存的局面。

　　江水奔流，沙洲在长，终于有一天，胡逗洲（后改叫静海洲）与大陆完全涨接在一起。后周显德五年(958年)，周世宗攻克静海，升静海都镇为静海军，属扬州，不久改置为通州，析其地为静海、海门二县，隶海陵郡。由于静海与大陆涨接，隶海陵郡管辖，静海人与江北海陵，尤其是与其毗连的如皋等地的居民交往日渐频繁，同时也有大量的海陵人来往于两地之间，有的甚至定居在这里。海陵是这一带的行政、经济和文化中心，江淮方言自然也成了这一带的优势方言，对静海方言产生重大的影响，而在其后漫长的数百年间，大量从江南过来的移民，也将他们的吴语不断向静海方言渗透，并最终导致静海方言的形成，也就是今天南通话的最初形态。

　　因此，我们可以说南通话是一种深受吴语影响的江淮方言，也可以说它是被江淮方言改变了的吴语。但本质上，南通话是一种具有吴语因素的江淮方言。

　　土掉渣的海安话，能从《诗经》找到源头

　　北部官话：带有明显江淮方言特点，包括海安方言、如皋方言和如东方言

　　“釜冠是个什的杲昃”，这句海安方言如果换成现代汉语，就是“锅盖是个什么东西”。用方言说，听起来似乎土得掉渣，可实际上文雅得很，文雅得可以到《诗经》和《易经》里找到源头。《诗·卫风·伯兮》有“杲杲日出”之句，《文心雕龙》解释说：“杲杲为日出之容。”《易·丰》云“日中则昃”，《说文》解释说：“昃，日在西方时侧也。”太阳东升西落，“杲昃”因此被用来借指东西方位，再引申为泛指任何物事的“东西”。至于“釜冠”，也是有说法的， “釜”就是锅，项羽当年破釜沉舟，其实就是把煮饭的锅全砸了；“冠”是帽子，这是许多人都知道的。“釜冠”就是锅的帽子，这是一个带比喻意味的形象化说法，锅当然无须戴什么帽子，它的帽子，就是一顶锅盖。

　　如果一个海安人跑到启东去问人家“釜冠是个什的杲昃”，很可能会招来一顿白眼，因为这是海安话，启东人听不懂。但如果跑到如皋或者如东的西部去说，人家多半会笑他：连釜冠是什么都不知道，不会是个傻子吧？因为海安方言、如皋方言和如东方言都属于南通方言中的北部官话，属于一个方言区。

　　之所以用海安方言作为例子，是因为在南通北部官话中，海安方言是最有代表性的，是比较正宗的江淮官话，如皋方言和如东方言虽然也属江淮官话，但受吴语影响相对要多一些。造成这种变化的原因，不仅仅是如皋和如东在地理位置上与吴语区更接近，最主要的原因，与历史上该地区几次规模较大的人口变迁有关。

　　■探源

　　曹操一度让海安成“无人区”

　　考古研究证明，海安西部和如皋西北部约在6500多年以前即已成陆。在西周、春秋时，这一带属邗国。春秋时，吴王夫差灭邗，北霸中原，“封其民江淮间”。公元前506年，吴、楚交战，破郢城(今湖北江陵县东)，郧国遗民在吴国发动下参加了复国斗争。不久，楚败吴，郧民随吴军东撤，后安置于今海安县立发乡一带。公元前473年，越灭吴，都城北迁琅琊(今山东胶南县境)，大举向北移民；汉初，东瓯王举国徙江淮间。几次移民，都有一部分人散落到海安一带，他们将吴越方言带到这里，并逐渐形成具有浓郁吴语色彩的方言。也就是说，古代海安人说的也是吴语。

　　然而，三国时期曹操为加强对江滨郡县的统治，强行将今海安一带居民往内地迁移，这里几乎成为无人区。

　　公元241年，东吴大司马、如皋人吕岱招抚乡民回归，重建海陵县，其管辖的范围，包括今天的海安。晋时陆续有一些居民从今山东等地迁来这里。西晋末，永嘉丧乱，北方地区人口避乱大举南迁，至东晋、南朝三百年间陆续迁至今长江下游皖南、苏北等地。按文献记载，其时海陵一带的人口猛增几十倍。从北方流落到海陵一带的北方移民，其方言与当地的方言融合，产生了新的海陵方言，也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江淮官话。也正是这个原因，今天的海安话里，才有着较多的古汉语残留。

　　从行政区划上看，今天海安县的大部分地区曾属于海陵。因此，海安方言与姜堰方言比较接近，吴语对它的影响比较小，而如皋方言受吴语的影响要大得多。元末张士诚起兵江南，明燕王靖难之乱，都有大批江南士民移居如皋。鸦片战争以后，特别是太平天国时期，一些江南商贾及手工业者纷纷来如皋经商或避难定居，这才导致如皋方言受吴语影响较大。

　　地处江北的南通，怎么会出现吴语

　　南部吴语：带有浓郁吴语色彩，包括金沙方言、通东方言和海启方言

　　南通市是江淮官话与吴语的交汇地。除了南通方言与海安话、如皋话和如东话3种江淮官话方言外，还有3种吴语，即通东话、金沙话和海启话。

　　通东方言是通东地区的土著方言，主要通行于通东地区。通东是一个模糊的地域概念，它习惯上指启东市北部、海门市北部、通州区东部地区。

　　金沙方言是古海门方言与通州方言融合产生的方言，也可以看作是通东方言与南通方言的过渡方言，通行于通州金沙镇大部分地区、正场镇大部分地区、东社镇西北、五甲镇西北和十总镇，是南通市分布区域最小和使用人数最少的方言。

　　海启方言或称启海话，又称沙地话，主要通行于启东、海门、通州区南部。海安县东北角斜镇一带，也有人说海启方言。

　　3种吴语中，海启话分布最广，使用人口最多，是南通最大的方言，也最具吴方言色彩。

　　■探源

　　沙地先民陈朝玉是崇明人

　　大约公元7世纪初，胡逗洲(壶豆洲)以东和东南长江口黄海上相继出现了南布洲、布洲、东洲等几个较大的沙洲。这些沙洲，就是今天的海门、启东一带。由于沙洲多为岛状分布，相对闭塞，岛上人口也多是江南来的流放人员，吴语便成为这里的主要方言。

　　14世纪中叶，海门曾是一个人口较多的县。公元14-15世纪间，由于地球气候一度转暖，海面上升，引起长江入海口北岸大坍削。元至正十年（1350年）左右，海门县开始坍削，明洪武八年间，大潮泛滥，吕四场被淹，三万余盐丁淹死，盐灶被迫停火，国库收入减少，于是明太祖便将一部分拥戴过张士诚的江南百姓强迁至海门吕四，以补盐丁之不足。这些被迁的江南百姓于常熟白茆集结，渡江来到吕四，这就是民间所说的“白茆抽丁”。这些江南移民带来了江南地区的方言，使古老的海门方言有了新的发展。

　　清康熙十一年(1672年)，海门县大半坍入江中，人口仅剩下2200人，不得不裁县归并通州，成为通州的一个乡。因此，古海门方言一直受到通州方言的影响最终导致了方言的分化：随县治地西迁和被迫逃亡至金沙场的海门人，最终形成了以金沙镇为分布中心的金沙方言；而居住故土的海门人，因距通州城较远，方言受通州方言的影响相对比较小，最终发展成为今天的通东方言。

　　海门县坍塌最终废县并入通州后，到了公元17世纪末、18世纪初，江流回向南泓，长江北岸开始涨积。公元1706年前后，崇明人陈朝玉(1688－1761)与妻刘氏来到这里垦殖，带动了一大批崇明人迁来江北。他们披荆斩棘，辛勤垦殖，不久沿江新垦地渐成村落。这些崇明人便是今天海启方言地区最早的先民。以后200多年间，续有崇明人来到海门，崇明话自此称为海门话。而今天的启东市南部大部分地区，曾是崇明属地，1928年始析置启东县，自此，那里的方言称之为启东话。海门话和启东话合称海启话或启海话，俗称沙地话。

　　B

　　方言视角下的南通习俗

　　方言是地方历史文化的活化石。南通种类繁多的方言，是南北文化交汇融合的产物，折射着南通的历史变迁，也是我们了解南通的重要文化符号。

　　生活习俗：“捡澡”“夜饭”“挑鲜”“撂街”

　　独特的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，造就了人们起居方式、生产方式的独特性，南通地处北亚热带季风气候区，四季分明，夏热冬冷，这种气候因素也体现在了南通方言词语之中了。比如在南通，除了“洗澡”一词外，还有“捡澡”一词，它们是不同的两个概念，南通独特的地理气候条件，使得它既不像北方那样严寒，人们较长时间才需要通过洗澡来去除身上的污垢；它也不像广东、海南一带，天气炎热，空气湿度大，洗澡频繁。在南通，人们一般在夏季才会天天洗澡，到了冬春秋季，要是不怎么出汗，三五天洗一次澡，平常用温水擦擦身子即可，也就是“捡澡”。

　　在南通，晚上的正餐称为“夜饭”，它与“晚饭”有着区别。“晚饭”表示下午三四点左右的餐前小点，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晚餐。夏季五六月份正是南通的农忙季节，此时白日较长，人们下午干活饿了就吃点“晚饭”，再到田里干活。“晚饭”一般没有什么讲究，只要能填饱肚子就行。

　　南通人的生活来源除了农业生产外，过去，黄海一带因其独特的地理条件，盛产海鲜。由于交通因素，海里捞上来的鱼虾贝类等，需要先用牛车拉，再由挑夫用篮子挑到集镇市场出售。这种挑夫的工作有个形象的称谓叫做“挑鲜”。再比如“撂街”，春夏季节，天气炎热，渔民没有任何的冷冻设备保鲜，挑鲜者就只好与八鲜行掌秤的沿街叫卖，有人需要就卖，没人买的话，他们就抓起一两条金闪闪、黄灿灿的黄鱼往临街店里一撂，不报斤两不说价钱，这种沿街挨户丢鱼卖的海边习俗就俗称“撂街”。

　　饮食习俗：大事小事都用“吃”命名

　　过去的南通，生产水平低，经济不发达，“吃”是人们关注的一大焦点，人们只求吃得饱，而不讲究吃什么，但“吃”作为人的最基本的生存条件而倍受重视，所以“吃”字在南通方言中使用频率极高，搭配对象较广。人们见面打招呼时一般问“你果曾吃嘎？”聊天时也常问“今叨吃的什呢？”除此，“喝茶”南通方言叫做“吃茶”；“喝酒”叫“吃酒”；抽烟叫“吃烟”；吃饭不花钱叫“吃白搭”；赴婚宴叫做“吃喜酒”；人家有白事叫做“吃米饭”；人家有斋事就称“吃斋饭”；形容要吃好的叫做“吃好食”；信教叫做“吃教”。

　　“茶”在南通方言里也被泛化使用，姑娘“订了亲”都称作“吃了茶”；洞房花烛夜，新郎新娘喝茶称作“富贵茶”；旧时元宵节、清明节、端午节，“城隍老爷”被抬着上街巡行，也要“喝茶”，称作“奠茶”。

　　生产习俗：过年盼着老天刮东北风

　　南通人很重视自己的农业生产，希望自己年年有个好收成，这种愿望体现在了特有的民间习俗上，同时也造就了一批特有的方言词语。

　　比如在除夕夜，吃过晚饭后，农家要用芝麻秸系上黄纸“元宝”和“红绿招财”，燃上两炷香，埋在田角头的泥土中，名曰“封田”，寓意为无论“土地爷”或是什么“野神”，不能再到田里搅乱。南通因其土壤肥沃，种棉的历史相当悠久，种棉是人们经济的重要来源。因此，人们都希望在棉花种植期间除尽害虫，盼望来年丰收，在元宵节，南通就有“放烧火”的习俗，放烧火俗称“照毛虫”，也称照田财。

　　沿海渔民还有“看风”的习俗。南通有“今年过年西北风，家家缸空瓮也空”，“今年过年东北风，陈债旧财还得通”的谚语，因为沿海渔民出海捕鱼，对风的动向特别关注，在除夕后半夜，老大早早起床，点上香烛，站到高墩上看风向，前一句谚语的意思即是西北风，就意味着会发生海荒，生计会很艰难，后一句意味海上要旺发鱼群，丰收有望。

　　节日习俗：过年吃“荠菜”意在聚财

　　在过春节时，北方人吃的是饺子，而我们南通人过年吃的则是“团圆”，用米屑搓成的圆圆的糕点，也称作 “元宵”，因为它的形状与读音代表着团团圆圆的意思，所以正月初一早上家家户户都要吃“团圆饭”。大年初一早上除了吃“团圆饭”外，桌上还放一碗鱼，但是不吃的，寓意“年年有鱼”。在南通的农村，过年还要吃一种野菜叫做“荠菜”，因为在南通话里，它与“聚财”同音，所以过年前，大家都要去田里挑这种代表着“聚财”的野菜。

　　南通人在砌房子上梁时有一种特别的习俗，即上梁“说歌子”的旧俗。运用到的一系列的词语都反映了人们对吉利的向往，比如“斧头”称作“代富”（代代富贵）；“梯子”称为“步步高”；“草绳”叫做“牵金”，意为牵住金银财宝；“下雨”叫作“涨水”，寓意财产像雨水一样向上涨。

　　在祭祀时，祭菜中离不开豆腐和鱼，而鱼的选择颇有讲究：忌用鲢鱼，因为它别号“苦鲢”，谐音“苦连”，最好是鳜鱼，因为“鳜”音同“贵”，意为富贵生财。但是鳜鱼价格高，所以多用鲫鱼，因为“鲫”音同“敬”，“敬”又谐“金”音，意为吉祥语。

　　方言词的禁忌：煤饼叫“兴旺”，粮食吃完叫“满了”

　　南通方言中，禁忌的词还有很多，比如“死”，人死了一般都是称为“过首”，老人死了称为“老了人”；小孩死了称为“跑去特”。启海方言中将人死了说为“人老了”，还可以说成“人喜了”、“翘辫子”。办丧事则成为“白马肉”。此外，称呼姓“史”的人往往用“喜”或“吏”，因为南通方言中“史”与“死”同音。

　　南通方言对“蚀”是相当忌讳的，因为它的意思是做生意亏本，赚不了钱，所以如下词语的称法或读音有了改变。

　　比如，“猪舌头”的“舌”因与“蚀”、“折”谐音，人们往往将“猪舌头”叫做“猪赚头”，因为“赚”都是人人所向往的吉利词。连“海蛰”也说成“响菜”。

　　“霉”也是人们所避讳的一个字，在南通话中，如果家里物品变质发“霉”，人们往往都会说物品上“旺”子了。在启海话中，“霉”的避讳现象就更多了，比如日常生活中把煤炭、煤饼都叫做“兴旺”；遇到物品生霉叫做“出兴旺”；平时烧饭就叫“旺饭”；烧菜就叫“旺菜”。除此，对“少”的避讳在启海方言中也很有特色，家中存放的米面等食物吃完了就说是“满了”；锅子里的饭不多了，叫做“巧饭”；在过年或操办婚丧大事时最忌讳说“少”，也不能扫地，因为“扫”与“少”同音，一定得扫地时，只能从外面往里扫，这样叫做“囤”；连叫花子讨饭若嫌少，他们也不说“少”，而说“涨涨”、“再涨点”，这里既有伸手再要之意，又有祝愿主家发财的含义。